黃乃裳可说是从中国来到砂拉越诗巫的最著名先驱之一。他在1849年7月25日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美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差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在1866 年来到他的村子传教。黃乃裳是当中最早归信基督者之一，他在1866 年 12 月 16 日十七岁时受洗。

次年，徐扬梅牧师（Rev Xu Yang Mei）收他为助理，并指导他两年。在此期间，黃乃裳通过阅读英文圣经而熟练掌握英语。1869年，他获得卫理公会的试用传道执照后，被委任为福建东街礼拜堂（East Street Chapel）的传道人。

黄乃裳的父亲是一名木匠兼农民。他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曾在一所传统的乡村学校接受教育，但他怀有成为一名学者的梦想。在1877年的科举考试中, 黄乃裳获得省元（中央省试）第二名。^[1] 十七年后，即1894年，他通过省级考试成为举人，获得第30名，加入中国知识分子行列。

1872 年至 1895 年期间，他将大量基督教文学作品，包括小册子和书籍，翻译成中文。黄乃裳后来成为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翻译家、编辑、散文家和出版商, 享誉全中国。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黄乃裳的三弟当时在中国海军服役, 不幸在这场战争中阵亡。随后黄乃裳与改革派领袖康有为一起倡导中国的改革，并于1897年创办了第一份关于政治改革的基督教报纸。改革运动在1898年被慈禧太后镇压后失败。该运动的六位最高领导人被逮捕和处决。黄乃裳在通缉名单上排名第十一。他最终成功逃离北京，到福建寻求庇护。

1899年9月，黄乃裳到新加坡探访他那位与当地著名华人领袖林文庆医生结婚并定居当地的长女玛格丽特（Margaret）。黄乃裳在当地的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与此同时, 他也尝试探索在马来亚、苏门答腊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各个地方寻找定居点。

1900年4月，黄乃裳探索了砂拉越的拉让江流域地区。当时，砂拉越第二任 “白人拉惹” 查尔斯·安东尼·约翰逊·布鲁克爵士（Sir Charles Anthony Johnson Brooke）正在寻找勤劳的中国移民工人，来开辟广阔的原始丛林以种植经济农作物。1898 年，第一批中国移民定居者在巴色宣教协会（Basel Mission Society）的安排与照顾下顺利抵达。

1900年5月，黄乃裳与查尔斯·布鲁克爵士（Sir Charles Brooke）达成协议，引进1,000名福州定居者，在拉让江流域建立一个农业殖民地。他在为期 13 天的逆流而上的旅途中寻找最佳定居点，最终选择了诗巫，因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附近的河流（双溪美拉）能提供饮用和灌溉需用的淡水。他从查尔斯-布鲁克爵士那里获得了3万美元的贷款，用于支付将定居者从中国带来诗巫的交通旅费，以及在新定居点建造房屋和道路。

回到福建后，黄乃裳的招募工作主要集中在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卫理公会福州基督徒身上。许多潜在的定居者认为这是一个逃离家乡当时正暴发的义和团叛乱和遭受干旱的机会。他们分三批来到诗巫，并称之为 "新福州"。

第一批72名移民于1901年1月12日抵达诗巫。实际上有19人在沿途中潜逃了。第二批移民人数为535人，由黄乃裳本人带领，于1901年3月16日抵达。这一天被福州人公认为“福州安置日“。新社区推举黄乃裳作他们的领袖（港主），字面意思是“港口主人”。每个定居者都分配到五英亩的土地用于耕种。

为了引进更多的定居者, 砂拉越政府提供第二笔 10,000 美元的贷款。1902年6月7，第三批511名福州移民抵达诗巫。定居者的总人数为 1,118 人。三年后，多达 200 名定居者死于霍乱、疟疾和伤寒，其中也包括那些逃到古晋、实兆远和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定居者。

由于定居者大多是卫理公会成员，由印度和东南亚宣教会督弗朗西斯·沃恩（Francis W. Warne） 领导的卫理公会宣教差会非常支持与关照这些定居者。他甚至陪同一些定居者从新加坡到诗巫。最后，他把马来亚卫理公会宣教差会的凌清美牧师（Rev. Ling Ching Mi）调派到诗巫，帮助重新安置这些新移民。凌牧师只停留了三个月，从1901年5月到7月。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他建立及巩固了一些基本的宗教生活基础。

将枝繁叶茂的热带森林改造为“新福州”是一项荆棘满途而且艰巨漫长的任务。先驱定居者面对沼泽般的泥泞土壤、害虫侵袭和频繁洪水泛滥成灾的问题。原本冀望能在六个月内通过种植水稻实现自给自足的愿景，就因为这些原因而无法实现。

黄乃裳除了照料自己的农场外，还致力于向非基督徒的定居者传教。许多人因他的见证而信主。为了满足新移民的基本需求，他创办了新福州公司，出售大米和盐。还建造了一所小学和五间教堂，以满足定居者的教育和宗教需求。

然而，在财务方面，情况并不乐观。黄乃裳的贷款资金正在迅速耗尽。此外，他的一个合伙人还带着一大笔钱潜逃了。为了偿还贷款，黄乃裳开始向定居者征税。不满的农民们很不高兴，指责他未经拉惹允许就收税。根据历史学家张峇霍（Chang Pat Foh）在《沙捞越的传说和历史》（1999年）中的说法，黄乃裳随后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当他强烈反对当地的鸦片贸易和赌博场所时，情况进一步恶化。反对他领导的意见逐渐变得响亮和激烈。

不久，他的领导地位站不住脚了。1904年6月，他决定返回中国。富雅各教士（James Hoover）取代了他，他在1903年被卫理公会宣教差会委任为第一位到诗巫的外国传教士。富雅各说服拉惹放弃了以前所有未偿还的贷款，并引进橡胶和胡椒等新农作物，且取得了成功。

黄乃裳多次重访新加坡。1906年6月到访新加坡时，他遇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联盟。两人在政治改革和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无私公共服务方面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他们在试图实现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成为亲密的朋友。

1909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制定宪法，黄乃裳被选为福建省委员会的成员。在任期内，他提倡农业和工业化，以及禁止销售鸦片。1910年，他成为福建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

两年后，他因健康状况不佳而放弃了省级职位。他辞职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政治局势于他不利。他公开反对鸦片，但在1914年，他因阻挠 "禁烟 "运动而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几个月后，来自国外的压力帮助他获释了。

1920年，孙中山委任黄乃裳担任大元帅府的顾问，后来又让他担任福建省府的顾问。然而，1923年7月，黄乃裳被诊断出罹患肝病，他回到了闽清县的家中。

黄乃裳于 1924 年 9 月 22 日去世，享年 75 岁。他在砂拉越短短四年的开拓工作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与此同时, 福州社区成员继续在该州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纪念他一生的贡献与功绩, 人们在诗巫建设了”黄乃裳纪念花园”，还有一所学校和一条道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